高中生手機禁令 教育問題的一個時代縮影

關(guan) 於(yu) 如何正確使用“智能”工具，在現實社會(hui) 中呈現出兩(liang) 種截然不同的景象：人們(men) 在職業(ye) 場景中討論技術飛升過程中出現的種種機遇，以及如何不斷學習(xi) 才能掌控技術，然而這些話題一旦下放到教育場景，策略就“簡單”了——高中生禁止使用手機，或者在監管之下使用智能產(chan) 品（最好是不用）。

在國內(nei) 大部分高中，“手機禁令”都是一種默認模式。有時候我們(men) 認為(wei) 這多少有點本國特色，比如在一些美劇或英劇中，我們(men) 看到高中生的生活方式似乎更成人化，手機自由也更常態。

然而這並不代表在中國以外的國家，青少年的手機使用就不是問題。最近幾個(ge) 月，美國佛羅裏達宣布在全州範圍內(nei) 禁止學生在課堂上使用手機，之後，這道禁令擴大成禁止學生在公立學校內(nei) 全天使用手機。而關(guan) 於(yu) 這道禁令的討論，已經上升到一種全國教育界爭(zheng) 論的問題。

這些爭(zheng) 論幫助我們(men) 更深度理解“手機使用”在青少年成長過程中是個(ge) 什麽(me) 樣的問題。如果隻有“禁令”，“手機使用”可能永遠隻是公共視野中的一個(ge) 小問題，隻要我們(men) 將青少年放在成人社會(hui) 之外，或是邊緣化，就可以“管控”處理；然而青少年終將會(hui) 成為(wei) 成人社會(hui) 的主導者，讓他們(men) 帶著問題接管我們(men) 的時代，遠不如我們(men) 與(yu) 他們(men) 一起正視這些問題。

新問題出現與(yu) 兩(liang) 種態度

此次佛羅裏達州“手機禁令”的產(chan) 生，源頭是一係列社交霸淩問題的出現。

很多學校都出現了這樣的事件：高中生策劃了對同學的襲擊，然後全程拍攝，將視頻上傳(chuan) 到TikTok和Instagram等平台，或是在一些社交媒體(ti) 平台上接受挑戰，參與(yu) “校園破壞”的競賽。

同時，學校老師和校長還發現，在不禁止手機的情況下，學生在課堂不斷向朋友發送消息，即時性聊天工具已經成為(wei) 學習(xi) 的最主要幹擾因素。

無獨有偶，美國加州橘子郡（Orange）教育工作者調研發現，疫情之後，青少年對手機的依戀正成為(wei) 一種新現象，“在校園裏，當學生穿過走廊，他們(men) 的視線很少離開手機或其他電子設備。”

疫情後的電子依賴、與(yu) 現實生活隔絕、網絡霸淩……很多關(guan) 鍵詞都在提醒手機使用的新問題，或者是早已存在，但愈加惡化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手機禁止”看起來似乎是我們(men) 立刻可做的事情。超出我們(men) 想象，實際上英美國家對青少年實行“手機禁止”的命令，遠比我們(men) 想象得要早，也更普遍，聯合國教育和文化機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最近的一份報告發現，近四分之一的國家目前製定了禁止或限製學生在學校使用手機的法律或政策。

但持保留意見的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他們(men) 建議學校謹慎行事，“考慮新技術在學習(xi) 中的作用，並將其政策建立在可靠的證據之上。”

“接觸手機等數字工具可以幫助學生培養(yang) 對新興(xing) 技術的批判性視角。”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表示：“學生需要了解技術帶來的風險和機遇，培養(yang) 關(guan) 鍵技能，並了解有或沒有技術的生活。”“阻止學生接觸新技術可能會(hui) 讓他們(men) 處於(yu) 不利地位。”

手機禁令，還禁止了什麽(me) ？

“手機禁令”最大的支持者，毫無疑問是學校和老師。在禁令推行的一段時期內(nei) ，很多老師聲稱課堂互動情況有所改善，學生參與(yu) 校園活動的積極性更高，且某學學科平均成績有所提高。然而從(cong) 更廣泛的研究數據看來，手機禁令的結果隻能是“好壞參半”。比如去年一項針對西班牙學校的研究發現，在實施手機禁令的兩(liang) 個(ge) 學區，網絡欺淩現象減少，數學和科學考試成績也顯著提高。

但更早些時候，2016年一項全美範圍的校長調研顯示，禁止使用手機的學校在網絡欺淩發生率上高於(yu) 允許使用手機的學校。而來自挪威的調研則顯示，禁止手機之後，女生的平均成績提升較高，但男生平均成績沒有變化。以上種種數據也許隻能說明一個(ge) 問題，關(guan) 於(yu) 手機使用的調研，並未形成一種科學、有效的評價(jia) 標準，才使結果難以形成一種有說服力和建設性的共識。

但出乎意料的是，很多家長對“手機禁令”表示反對。大多數家長讚同在上課時間禁止手機，但覺得下課時禁止使用手機就“太過了”。今天的家長有很多這樣的經驗，手機幫助他們(men) 和孩子及時溝通一天的行程安排，“你在哪裏？”“別忘了你放學還有足球課”“爸爸或媽媽會(hui) 晚到，你在學校旁邊的咖啡館等我。”或者是孩子跟父母及時報告，“我因為(wei) 某項作業(ye) 被留在學校。”在家長看來：“如果孩子有手機，他們(men) 走路上學會(hui) 更安全。”“手機會(hui) 幫助孩子更加獨立”“使用手機付款能讓孩子學會(hui) 負責任。”

但《紐約時報書(shu) 評》主編帕梅拉·保羅看來，這些自認為(wei) 的“好處”，隻是父母對手機也有依賴，而且將很多育兒(er) 責任甩鍋給了“手機”。“如果我們(men) 希望孩子獨立、有責任感，這些品質是家長教出來的，而不是手機教出來的。”帕梅拉在專(zhuan) 欄《父母更有手機問題》中這樣評論，她認為(wei) “是太多父母認為(wei) ，孩子需要一台手機”，而很多學校、學區手機禁令之所以無法落實下去，正是由於(yu) 父母的這種態度。帕梅拉的觀點有一些道理，但相同邏輯也可能用來反對手機禁令，比如我們(men) 也可以說：“是成年人世界應當教會(hui) 青少年不要去用手機網絡霸淩，而不是手機造成了這一切。”

還有一些容易被忽視的情況

在帕梅拉的專(zhuan) 欄中，她引述一份來自Common Sense Media的新研究：97%的青少年和學齡前青少年受訪者表示，他們(men) 在校期間使用手機的時間中位數為(wei) 43分鍾，主要用於(yu) 社交媒體(ti) 、遊戲和 YouTube。

而在另一些調查中，一些青少年受訪者則這樣描述手機禁令對他們(men) 的影響：我們(men) 無法再使用手機在學校期間查看課程安排、在藝術課上拍攝自己的項目照片、在午餐時找到朋友，甚至無法添加新同學的電話號碼到他們(men) 的聯係人列表。

“想象一下，你每天用來與(yu) 其他人交流的設備完全消失了，”一位13 歲的女孩說，“感覺完全孤立。”“被剝奪感”是手機禁令之下一些高中生非常直接的體(ti) 驗，而手機管控的方式也令很多學生，甚至教育工作者感覺這是教育本身的倒退，因為(wei) 嚴(yan) 查學生攜帶手機並不可能簡單地做到“令行禁止”，因此佛羅裏達州的學校必須派出專(zhuan) 門的保安人員在校園裏巡視，或是通過攝像頭，將違禁使用手機的學生請出教室，進行懲罰。

也許學校的社交氛圍會(hui) 變得好一點，但“這也使得學校變得更像監獄”，一些關(guan) 注佛州手機禁令的教育工作者這樣評論，同時指出手機禁令下的一些盲點：對於(yu) 高中學生而言，並不是每一個(ge) 學生的生活都“封閉”在學習(xi) 之中，有些孩子已經開始承擔家庭責任，或是需要打工掙錢來負擔自己的生活，而手機禁令不僅(jin) 使他們(men) 錯過重要消息，還使他們(men) 不問青紅皂白接受違禁懲罰。

從(cong) 青少年到成年，“阻斷”問題真能解決(jue) 問題嗎？

以上種種有關(guan) 青少年手機使用的監管、調研與(yu) 爭(zheng) 論，實際上很難形成一個(ge) 明確的指向，那就是我們(men) 如何才能更好處理這件事。從(cong) 極端角度去看，手機與(yu) 社交網絡的不當使用，使青少年犯罪大幅增加，這可能是“手機禁令”實施最重要的一個(ge) 理由。

但即使在這樣一種情況當中，糟糕的也是犯罪本身，以及成年人為(wei) 社交網絡設計的規則，而非青少年使用手機這一行為(wei) 。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出的那樣，教會(hui) 青少年識別網絡風險，建立正向的行為(wei) 導向，這是幫助青少年與(yu) 數字化世界共存的根本，而非通過“阻斷”的方式，讓問題暫緩（留到他們(men) 成年之後再去犯錯）。

相比禁止、沒收、懲罰，“教化”當然是更難的路，但因為(wei) 這很難，所以我們(men) 應該選擇簡單、粗暴的方式？而在“手機禁令”這個(ge) 典型問題上，仍然反映出時代教育的一個(ge) 共性問題，那就是學校與(yu) 生活的脫節。

手機是當今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而在大多數人看來，學校其實不必踏進現實生活，學習(xi) 同樣如此，這才是“手機禁令”可以輕易推行的原因。